现当代小说,马桥词典文学艺术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约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护以功,诌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边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思怨复何言?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幽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泊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泪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这是一种揣测。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罗人不大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出版了一部名为《马桥词典》的长篇小说。翻开这部小说,里面看不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主导型情节、主导型人物、主导型情绪,却只有一段段相对独立的对一些词语的解释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出版了一部名为《马桥词典》的长篇小说。翻开这部小说,里面看不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主导型情节、主导型人物、主导型情绪,却只有一段段相对独立的对一些词语的解释性文字。这些被解释的词语都是“马桥”这个地方的方言性词语,而“马桥”是湖南汨罗县的一个村寨,是韩少功当“知青”是的劳动之地,相传两千多年前楚国诗人、三闾大夫屈原就流放于此。《马桥词典》在叙事文体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用词典的形式写小说。叙事者以自己当年下乡的年代为主体,以一个个马桥的方言词语为引子,上溯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讲述了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如在词条“马桥弓”的释文里,作者写道,马桥的全称是“马桥弓”,弓指村寨,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是古人一箭射出来的地方。从马桥的弓头走到弓尾要走上一个时辰。而“醒”这个词,马桥人的概念和众多汉语辞书相反,他们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因为马桥的“醒”是“蠢”的意思,“醒子”指“蠢货”。两千年前屈原在此地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马桥人看来,他的“醒”是不是“蠢”呢?作者认为这是当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马桥人还喜欢用一个“甜”字表达一切好吃的味道: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作者认为“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几千年来他们吃的目的仅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物的味道加以充分的体味分析。“贵生”一次体现了马桥人对艰辛人生的看法。小孩子雄狮误被炸死,人们安慰他母亲说他“活了个贵生”。原来“贵生”指男子18岁女子16岁以前的生活,这一段人生毫无苦恼。“满生”则是男子36岁女子32岁以前的生活,活过这一段就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得活了。这几个词语是马桥人对人生历程的独特概括。“科学”一次的意义在马桥人看来等同于“学懒”。知青们在打柴的时候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将砍好的柴放在山上晒干,下次砍柴时担回去,这样每一次看的柴都是下一次担回去。因为干柴比刚砍下的湿柴轻许多,所以他们的劳动也比马桥人省力许多。可是马桥人明知这办法科学,就是不效仿,却鄙夷地说这是“学懒”,有引申说“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都是懒人想出来的。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痴饪樘锟铣ず獭

痴媸枪郑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痴馓醮肯走些。

痴馓煲桓龆嘣吕床豢舷掠辍

文学艺术,潮疽濉脖疽濉橙嗣。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等等。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吗?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列强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沉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做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漂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人野蛮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像,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魄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懔:读lǐn。〕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注:《马桥词典》节选自《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马桥词典》是一部以词典的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这里节选的是其中的两小节。(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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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词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它以词典的形式写成,每一个词条的后面,阐释的都是马桥人的生活、历史、价值观与人生观等。它们有的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故事,记述一些重要人物,有的仅仅解析这一词语在马桥人日常生活中的含义,如“肯”和“醒”等。有条件的话,把全书找来读一读。

积累下列词语

悲戚  疏漏  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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