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人道主义,十年一梦

  最近我在《花城》杂志上读到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单是开头的一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就使我浑身颤栗,作者好像用⑼钒岩桓鲎忠桓鲎执蚪我的灵魂。短短的一两页篇幅的文字记录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杨沫同志坦率地说:“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给我寄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三月风》杂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全文。朋友在第二节的小标题上打了两个圈,他在信里写道:“您大概不会把人道主义看做洪水猛兽吧。”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伤残饮恨终身,更多的人怀着余悸活到现在。把当时的情况记录在日记里保存下来、发表出来的,杨沫同志似乎是第一个。作者的勇气使我钦佩。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开头。对这个开头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伤疤不必揭露;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橱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做牛做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只有牢牢记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现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卫后代,我看杨沫同志这个头开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称赞了别人以后我回顾自己,我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到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八四年一月二日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记得他恶狠狠地对造反派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八、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像这样的事我还遇见不少次,像这类的话我也听见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文学艺术,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不过我是自学,而且怀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学。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引经据典也涂抹不掉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杨沫同志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①,明明发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虽然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些在“浩劫”中被残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他们本来还可以为我国人民继续创造精神财富,但是都给不明不白地赶上了死路。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什么?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究竟是因为什么?……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回答: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他讲得非常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一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指老舍等人被斗、挨打的真实场面,这次反人道主义的批斗导致了伟大作家老舍的死亡。

                       六月中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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